教育有一些技巧，真是可以改變學生的一生

我自己就是一個好例子。

中學時候，我一直很怕中文科，更因為會考中文不合格而需要重讀中五。 我還記得我讀本那一份卷得U，同學還笑我考試寫粗口的話可能都會比我高分。 唉....其實醉翁飲醉又關我什麼事呢？ 第二年好努力去讀、去背、額外去練作文，都只是免強得到E。

中六第一天中文堂，那位長髮、 高挑、吱喳又十分精神的老師衝入教室 「我地覺光的學生出曬名中文Oral好叻㗎！拎好多A！我會好好培訓你地！大家比心機」 這一句話....似乎有種不可思議的力量 這一年，我們積極練習演講，我更大膽得出去參加公開即席演講！ 那一次，和第三名只差一分！ 除了信心愈來愈大，更培養出「只要是拿咪高峰的時候、我都不要輸給任何人」的志氣。 那時班上有中五成積較好的外校生，我更不容許自己做得比他們差 每次上場前，我都會做好準備 最後，我中文會話真的得到A了 其後工作上，每次遇到要演說的機會 我都會好期待，中學時的志氣又會跑出來。

後來，我讀了很多有關心理、教育的書 發現了原來當時我的轉變，有數個原因。其一是為了保持「覺光學生都是拎A」這個美名，死都不要自己是壞名聲的罪人。另外就是提高了自己心中的標準線，再不是在合格與不合格之間糾纏，而是非A不可。改變了心中的信念，就開始行動，去練習和比賽。

這也令我回想了一段對話，是我中五的時候，一位同學問老師：「自己的英文比其他理科較有信心，好不好攻英文去取C拿3分？」老師說：「過往同學英文就算成積較好，也很難取得C，你還是在其他科取多一點分數吧。」 那時候，老師好心，為我們考試策略著想，想我們多拿一點分數。多一點把握升中六。那一年，同學英文取得E。

我體會到，說話原來可以影嚮孩子對自己的標準。同時，教育者的預期，對孩子的成就也有很大的影嚮力。上兩個月....我鼓氣勇氣去打給當年的中文老師，分享我的體會，并感謝她當年改變了我。

節錄《巴夫洛夫的狗：50個改變歷史的心理學實驗》：

〈心想就能事成嗎?〉

畢馬龍效應與自我應驗預言的力量

1963年，舊金山的一位校長蕾諾.傑克布森在讀哈佛大學心理學家羅伯特.羅森塔爾的一篇文章以後，主動與他取得聯繫。他倆都知道，像學童的學業表現這麼重要的東西，是是否會受到老師的期許所影響?

教室裡

他們選了一間公立小學來做實驗，將它化名為「橡樹小學」。老師把每個學生都分成高中、低三組。一般而言，程度低的組別中，男生比女生多，墨西哥裔的學生也比較多。分組的依據是每個孩子的閱讀能力和考試成績。

共有250名學童參與測驗，研究者刻意誇大其辭，說這是「哈佛學習變化與測驗」(Harvard Test of Inflected Acquisition)，並告訴老師這是專為預測哪些孩童即將[突飛猛進]而設計的。

其實這只是佛氏一般能力測驗( Test of General Ability；簡稱TOGA)。透過語文能力和推理能力來測驗智商，例如，在某個級別，孩童會看見一件西裝外套、一朵花、一個信封、一顆蘋果和一杯水的圖片、接著必須用蠟筆圈出「可以吃的東西」。

選出「潛力種子學生」

研究者並沒有將測驗結果告知老師。反之，他們分別從三個組別裡隨機選出五分之一的學生，並將名單交給各班老師，聲稱經過「哈佛測驗」的評估，這些學生應該會在明年突飛猛進、名列前茅。此外，他們也特地要求老師不要向學生或家長透露測驗的事。

結果

一年後，他們再次讓所有的學生接受相同的智力測驗，六個年級的學生智力都進步了大家平均進步了超過8分，但潛力種子學生的表現又遠遠優於同儕。他們平均進步了12.2分，比其他人高出3.8分。但這樣的效果幾乎僅限於一、二年級生，其中有21%的潛力種子學生智商分數提升了30分，非種子學生則只有5分。

效果只限於一、二年級生、可能因為老師對年紀最小的孩子具最大的影響力。他們可塑性較高、較能夠改變，也可能他們在學校的表現尚未有明確的定位。

不同組別的學童表現並沒有顯著的差異，低、中、程度組別的學童，表現跟高程度組別的學童一樣好。女孩在推理測驗的成績略優於男孩:在潛力種子學生當中，女孩成績比非種子學生高度出17.9分這麼多，但男孩的表現卻比平均分數還要差。

結論

羅森塔爾和傑克布森觀察到這種現象，後來被稱為「畢馬龍效應」(Pygmalicon effect)。當老師預期某些學童有效好的發展時，他們就真的變得更優秀，這「顯然是一種自我應驗的預言」。

但為什麼會有這種效果?也許是老師對他們投入更多的關注，不自覺地以各種方式圭鼓勵這些學生積極進取。

1968年

學者: 羅伯特.羅森塔爾(Robert Rosenthal)、蕾諾.傑克布森(Lenore Jacobson)

學科領域: 社會心理學

結論: 高度的期望能帶來較佳的結果